然而，这是一项涉及政治与教育层面的课题。如果这纯粹是教育而无政治因素在内的话，那么巫统和国阵所有政治领袖都应该停止谈论，并完全让教育部的教育官员去处理。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国阵部长或教育部官员准备以教育及专业的角度出发，以提出教育上的理由来证明有关建议是一个良好的概念，让人民信服有关措施可以加强学生对数理及英文的掌握，而非反之。

由此，行动党呼吁各造将政治言论冷却及停止口头上的威胁，专注于在华小施行数理科英语教学措施的教育理由，以鉴定举是否将打击学生们思考能力的发展，最终造成他们在数学、科学及语文科目的退步。

本人向来坚持，除非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能够令我国人民信服有关建议的可行性，否则目前则没有需要去克服有关建议的政治层面课题。

至今政府或教育部都无法消除有关措施在教育的可行性障碍，这使到它没必要进行其关建议的政治影响。

周五，本人已经透过电邮去函给阿都拉菲，要求安排会面并且纯粹以教育观点讨论建议中的措施，探讨政府是否能保证转用英语教学可以提高国小、华小和淡小学生的数理科及英文水平，并要求了解有关措施是否有任何教育研究上的支持。

行动党准备向慕沙和阿都拉菲提供全球性的教育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皆显示学生太早使用第二语文学习，将打击他们思考能力的发展，最终造成他们在数学、科学及语文方面的退步。

根据国际公认的教育家暨双语教育研究员如J.Cummins、M.Swain、M.Saville Troike 以及K.Anstrom的研究显示，一项单一认识学术掌握（如思考能力）突出了所有语文的表现，以及也许通过第一或第二语文表达。思考能力是通过第一语文在初期发展起来，也许过后再转向第二语文表达。如果学生的第一语文未获得良好发展，他们的思考能力也将如此。因此，当学生试图掌握第二语文及通过第二语文媒介语学习时，学生的思考能力将降低及处于不利局面。

这些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学生使用及发展他们的第一语文长达数年，然后才转向第二语文教育制度时，学生的表现无疑将比初期即以第二语文学习者来得佳。

即如Saville Troike的《有关教学及测验学术成就的看法：语文发展的角色（1991）》指出：

“当学生开始学习第二语文，他们不是从头开始学习一切，而是翻译他们已经知导的东西，不只是语文，而且也包括已经使用过的内容及有关社会交流的技巧。这意味着学习第二语文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前的经验，同时也与第一语文的性质及程度有关。”

在瑞典，一个对芬兰移民儿童进行的“典型研究”显示，一般人所相信的“儿童越早开始学习新语文，越能掌握第二语文及整体学术表现更佳”的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有关研究发觉，儿童在10岁至12岁之间开始学习第二语文的适应能力及表现较佳。

另一项研究是比较两组墨西哥儿童在美国学校中英文理解能测验的表现。一组是在墨西哥接受两年西班牙文教育后，再到美国接受4年英文教育。另一组是没在墨西哥接受西班牙文教育，而在美国接受6年英文教育。有关结果是跟一般人所预测的相反：接受两年第一语文教育的儿童，在英文的表现比其他儿童隹，尽管他们接受英文教育的时间比较短。

在检讨同样的研究后，Cummins和Swain（1986年）达致一项结论，即第一语文在初期教育阶段对达致较高的思想成熟度（它可以过后转向第二语文教育）绝对必要。

行动党可以提供这些全球性教育与专业研究结果给慕沙和阿都拉菲，让他们了解学生完全开发第一语文的重要性，因为这也可以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及他们的学术智能。

也有研究显示，第二语文的学生在数理科领域上落在其他同龄学生后头，这也许因为他们的第二语文技能未获得足够的开发来以第二语文作出数理思考，以及如果通过他们的第一语文学习，他们的数理科成绩会较好。事实上，以第一语文学习数理科已经够艰难，由此以第二语文去学习数理科将更加的困难，因为即使在非常初期，数理科就必需采用专门名词。

无论如何，到底慕沙和阿都拉菲是否有研究及调查国际或国内教育专家是否反对这些专业研究及观点？

以英语在各源流小学教导数理科的风险极大，因为有关措施最终将导致学生的数理科成绩退步而非进步。

在南非正是面对这种问题，该国的学生是以英语，而非母语学习数理科。在1995年及1996年分别针对41个及38个国家进行的第三届国际数学理科调查显示，南非在数理两科的排名皆落在最后，而主要因素是太早以第二语文－英文教学，它打击到学生的思考技巧开发，造成数理科的成绩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