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学校的宗旨是要为各族人民提供迎合各族人民的教学制度。但是我们发现学校的执行者却持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们企图否决华裔和印裔学生血洗母语的权利，并且没有采取步骤来为这些学生提供所需的师资。”

“他们企图以宗教的方法来推行国民学校的教学，导致非穆斯林学生感到被孤立。例如，我们过去对于男生穿短裤和女生穿短裙上学没有异议，尤其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今男生被禁止穿短裤，即使是在上体育课或运动，甚至不鼓励运动。这些都是因为个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诠释所作出的决定，导致非马来人失去兴趣，最终回流到各别的国民型学校。”

“另一方面，马来人抗拒国民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它不够伊斯兰化，于是选择宗教学校。”

“这些马来学生所选择的宗教学校是充斥着不符资格者。他们并未学习到宗教知识，而是被灌输某个政党的政治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一名就读人民宗教学校（Sekolah Agama Rakyat）者都憎恨政府的原因，因为他们在学校被灌输这样的思想。”

由此，行动党呼吁进行一项公开调查，以鉴定到底是谁骑劫了国民学校制度迎合各族的原有目标，并且交代到底谁应该为任由这种双重被骑劫情况持续大约卅年而负起责任。

这项调查的目标并非要互相指责，而是要鉴定打击国民教育制度不只一年或十年而是整整卅年的弊端。

如果我们仍不准备寻出国民教育制度的问题，以及追溯到底是谁在不受阻止及不被觉察之下进行了多年的根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可以促进多元种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国民团结，同时也无法提高优质教育来应付全球化、自由化及资讯与通讯工艺的挑战。

马哈迪特别指出国民学校制度原有目标被骑劫的两个层面，即“破坏学生母语班”及“将国民学校变成回教而非马来西亚人民的学校”，但他误认为这两项骑劫行动是由同一批骑劫者所做的。

然而，所谓“破坏母语班”的骑劫者，并非使国民学校伊斯兰化而令到非马来人却步的同一批人，因为否决华裔及印裔学生学习母语的骑劫行动，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了，而第二项骑劫行动在八十年代才开始。

本人认为，马哈迪不应要令国民学校制度伊斯兰化的黑手负起“破坏母语班”，导致非马来人把子女送入华小及淡小而并非国小的责任。

事实上，大约有九十巴仙华裔家长把子女送入华小，乃是英校在七十年代初被关闭所致。

一九七七年，当马哈迪还是教育部长时，有八十七巴仙的华裔学生在华小求学，抑或在五十五万零五百四十五名华裔小学生当中，有四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九人是就读华小。

至于华以和印裔学生在国民学校中上母语班的权利被否决的问题，并非从未被提出也并非没有要政府关注，因为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这正是行动党在国会中不断提出的问题。

全国人民都应省思，到底是谁在过去卅年代骑劫了国民教育制度，以及是谁应对任由这种双重骑劫行动持续而完全没有纠正一事负起责任。过去卅年来，我国教育部长分别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