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对所有国立大学讲师和20万名学生施加的良好行为“协议”的首项誓言是：“我将时时全心效忠最高元首、国家及政府。”

行动党认为，向最高元首和国家宣誓效忠并没有甚么争论，然而把“效忠政府”列入里头则颇值得辩论及可疑的，因为向政府效忠不一定对国家有利，甚至会跟“向最高元首及国家效忠”誓言有所冲突。

如此一来，一名讲师或学生批评任何政府的政策或措施，无论针对有关政策或措施的实行或绩效，是否将被视为“对政府效忠不足”，而面对被停职、停学及开除的纪律行动？

再者，我们是否只要国立大学培养擅长阿谀奉承者？抑或我们试图要塑造一个温顺及被动的学术界和国人，作为一个平庸国度的先决条件？

大学讲师及学生的地位，不能与公务员相提并论，后者不管是任何政党主政，都必须向在任政府效忠，因为这是公务员必须的做法。

然而，高等教育与公共服务完全不同，向政府效忠与向最高元首及国家效忠是两回事，这完全跟21世纪全球人权的学术自由、自主、责任及道德完全无关。

譬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通过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列出高等学府及教职员与学生的六项角色，即：

• 通过在各项活动中行使道德及科学化与学术严密，保留及发展他们的关键功能；
• 能够完全独立及充份了解本身责任的情况下，讲出有关道德、文化及社会问题，行使一种社会需要它协助反映、了解及行动的知识权威；
• 通过持续分析所形成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趋势，提供预测性的焦点、警告及防范，加强他们的批判及远见功能；
• 行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及他们的道德威望来捍卫及积极地灌输普世价值，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写明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及团结；※享有全面的学术自主及自由，设想为一套权利及义务同时，全面负起责任及向社会责；
• 在协助鉴定及克服影响社群、国家及全球社会福祉的议题。

由此，向政府宣誓效忠的做法相等于违反了教科文组织的《1998年21世纪高等教育：愿景及行动全球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