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把公共大学讲师的地位拿来跟公务员相提并论，要前者签署这么一份协议书也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此举违反了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和要追求学术卓越的目标。

由此，当局要大学师生签署上述协议书的决定必须被撤销，并且由一项捍卫学术自由和促进学术卓越的宪章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大马在转型为知识经济和资讯社会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这项宪章应该是政府、大学、学术人士、学生和公民社会全面对话及咨询的结果。

在立场方面，公务员所签署的“行为操守协议书”本身就已经是值得质疑，特别是在带来更好的决策、对人民需求予以更好的回应、以及更有效率现代化政府方面。这是因为，有关协议书完全忽略了以才取人、不偏私及给予政府最独立劝告的民事服务核心价值。

然而，如今当局要制定一项协议书来施加在公共大学身上更是极不恰当，因为如此一来，学术自由肯定受到侵犯，包括教学、研究和发表言论的自由，而他们在促进和维护人权、民主持续发展、公正和公民社会方面所扮演的重大角色最终也将难以幸免。

政府必须承认及尊重大学所扮演的“先知”角色，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愿景及行动全球宣言》中所阐明的：“通过持续分析所形成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趋势，提供预测性的焦点、警告及防范，加强他们的批判及远见功能。”。由此，政府在协议当中要大学师生“效忠国家”和“效忠政府”的做法是矛盾的。

慕沙也是理科大学的前任校长。他应该知道，如果大马要成为一个在国际上的卓越学术中心的话，那么大马就必须认定学术自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