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光耀（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

我向来认为公开以及严肃政治论争，是形朔一个民主的政治氛围及打造一个开放社会的重要条件。所以，我对于国内各政党的政治文告、领袖言论及国会演词，其所反映出来的施政、纲领及路线，都采取严肃的态度来处理，以便能理性地作出回应、驳斥或展开辩论。

对于执政党的种种谬论，我们向来采取的是及时抨击的回应方式，至于其他在野党的论述，我们都是采取比较和借鉴的态度来处理。

所以，公正党宣传局陈志光代表该党所发表的文告，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尤其是涉及影响我国世俗政体的“回教国”议题。然而，我对于公宣局的运作，感到十分疑惑，到底陈志光是否充分获得授权来代表公正党发表文告，抑或陈氏只是定期按自己发表文告的欲望，在没有经过党的讨论和议决后，就凭个人主观的判断来为公正党“表态”及“阐明立场”。

相信长期关注公宣局文告内容的朋友都会同意，陈志光以公宣局发表文告的内容，有许多是和该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路线，甚至是和其领袖议员们的言论不甚吻合的。其中，有不少是陈氏个人僵化的左翼八股，以及他个人因认知上的局限所推导出来的政治谬误。

由此，我怀疑公宣局的职能，其实只是该党华人干部的传声筒，其宣传对象主要是华裔选民。看来陈志光是以他认为公正党需要在华社突出什么，调低什么、隐蔽什么，删除什么，而不是公正党中央的路线是什么，对某项政策和议题的立场是什么来作为发表文告的准则。

最荒谬的是，公正党的华人干部竟然委托一个理论水平有限、分析政局有误的教条主义者来代表公宣局“表态”，而丝毫没有集体讨论及监督的机制来规范陈志光的文告内容。

对于民主人权的论述，陈氏的水平还算称职，但是对于涉及如“回教国”问题的处理，公正党华人干部应该实事求是地向该党中央反映非回教徒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宪政世俗在民主改革方面所持的观点，而不是机会主义地任由公宣局靠陈氏引述左翼的教条词汇来自欺欺人，自圆其说。

所以，我对于陈志光最近的两篇文告，一是《真相大白》，另一是《公正党的回教国观点》，作出严正的挑战。目的是希望能透过理性的公开辩论，来让选民思考大马的政治改革道路，即为了对垒一个政治霸权，世俗民主的精神、自由开放的理念、男女平权的诉求，是否应该让位给神权政治。这就是我发出挑战的核心议题，遗憾的是，陈志光没有回应，换来的是刘子健“一次过”的答复。他在文章留下一条尾巴，注明：“光耀若有回应，诉不奉陪。你来我往，只有让敌人得利。”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所谓“避免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回应”态度。我们在野党艰苦奋斗及积极追求的，难道不就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且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理性氛围吗？

为什么连年轻一代的政改者，都要以避免“让敌人得利”为遁词，来豁免理性的政治争论？难道民主制度的建构，不是靠和平的途径来自由地弘扬政见，进而让选民作出比较和判断吗？

遗憾的是，刘子健非但没有针对我挑战陈志光的议题作出回应，只是选择在其他方面做文章。本文决定先回应刘子健的疑难，然后再要求他们回到辩论的核心议题来交锋。

（一）刘子健若要坚持以旧的左翼教条，来争论行动党“在创党至今，不同的政治局面下，行动党的真正机会主义一面”，那么我愿意奉陪。但是请他从行动党36年的党史中，举出若干实例来论证，而不是用“别的不说”来掩饰他举证方面的贫乏。再者，我是在针对公正党的“回教国”立场，指该党犯上机会主义。所以逻辑上刘子健应该是在同一议题上，提出他不同的见解，来推翻我的指责。但是刘子健却在没有举证的情况下，指责行动党也同是机会主义。这和马哈迪指责美国也有“人权问题”，所以无需对大马人权记录指手划脚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同。

（二）刘子健认为行动党退出替阵，是因为1999年的选举表现和我们“加盟真因相背，才会愤而离队”。我说，刘子健的看法过于狭隘。第一，行动党在上届大选失败后，没有即刻退出替阵，而是积极进行“文明对话”的运动。例如行动党在全马各个华人城镇，举办华社、商界和高层回教党领袖的对话会。我们邀请聂阿兹、哈迪阿旺到各州大会堂出席以华人为主的集会，让他们针对华社的意见和看法释疑，也让他们充分理解城市华人选民的政治观。此外，我们在全国范围，发动支部举办丹丁两州观光团，组织那些对马华宣传有质疑的华社朋友，到回教党执政的州属去实地考察，以促进更大的谅解和互动。不仅如此，我们在替阵的最高理事会以及各州的替阵会议中，持续不断地和回教党的各级领袖沟通劝解，这种积极的工作大约持续了一年，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始终无法中庸化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施政。回教党单边主义地撕毁《替阵共同宣言》的精神，不断在丹丁两州推行没有经过咨询替阵成员党的激进回教化政策，加上哈迪阿旺发表日益激进的回教国观点，其“政教合一”的气焰越发威胁世俗宪政的精神。“911事件”更暴露出回教党的本质，所以经过我们党冗长和严正的社会分析后，最终不得不作出退出替阵的抉择。我尚要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当行动党在对回教党施与一年的“中庸化”努力时，公正党和人民党根本就没有从旁协助我们，反而辩护说“回教国”问题是国阵的炒作，是西方世俗思维作祟下的产物，责怪行动党“制造麻烦”，公开讨论“回教国”是被国阵利用。今天，在备受华社舆论的压力下，连陈志光才不得不承认，“回教国”是需要和回教党寻求统一解决方案的矛盾。

（三）所谓“寻求力量对比转化”来解决“回教国”问题的方案，不是我套给公正党的论述，而是陈志光引述《矛盾统一论》的左翼教条八股。我希望刘子健在为陈志光解套前，至少要先读一读陈氏的文告。

（四）我认为，政治结盟是选举手段，粉碎国阵的政治霸权是政治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要还政于民，让自由、公正、平等和仁政在大马开花结果。这就是行动党参加替阵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强调非要改朝换代不可，否决国阵三份二议席，只要能开始启动大马民主化的步伐，也算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遗憾的是，替阵的其他成员党，迫不及待地妄顾政治现实，要一步登天，要即刻将国阵拉下马来。公正党以及连一个议席都没有的人民党，在大选前不断嘲讽行动党“保守”，“没有志气”、“甘愿当一辈子反对党”。我当时对这些讲法就十分愤怒，认为这些过激的举措再再是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冒进主义和政治幼稚病的表现。今天，透过刘子健的自我“表白”，原来该党的政党联盟观就是“互相利用、达到己利”。难怪在替阵中的公正党，为了要利用回教党，讨好回教党，不惜典当世俗民主的宪赋权利，不惜将自由开放和男女平权的诉求放一边。今天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被“激进回教化”及“回教国”的议程所主导，公正党还是不愿意放下一党的“己利”，以挽救国家的世俗宪政体制和独立时的社会契约，这就是刘子健不打自招的“政治正确”，也可作为大家理解为何公正党最近支持《回教刑事法》，以及在国会支持回教党的紧急动议，反对巫统开放玛拉学院及大学预科班10％固打的机会主义动作。

（五）我在“提醒”及“翻新”陈志光的左翼教条时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呈现种种的矛盾，但是反复交递的社会矛盾，不一定会导致社会朝前进的方向发展，历史因而会出现种种反动的现象。我论争的前提是要纠正陈志光那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盲目乐观和必然进步的断言。陈的文告引述“不断前进”的历史发展规律，我是不表苟同的。我认为，今天回教党和巫统不是以民主开放和公正自由来作为竞争内容，而是沉溺在“回教国议程”下展开政治恶斗。这种封建政治的角逐，不会给民主自由代来什么进步，反而是反动政治的开始。公正党没有及时协助扭转这一场威胁国家宪政世俗体制的恶斗，反而用什么“矛盾统一论”的八股来自圆其说，就是一种怂恿反自由、反开放、反世俗、反平权的历史性反动举措。

（六）我怀疑刘子健连什么是“体制”的概念都搞不懂。行动党发动“不要929”全民醒觉运动就是一种在体制内最理性、最负责任的公民通识教育。回教党和巫统不惜违背宪政世俗和独立时的社会契约，来“违宪”地展开政治恶斗，如马哈迪的“929宣布”，哈迪阿旺坚持提呈《丁州回教形式法》，再再是最不尊重既有的宪政体制的做法。刘子健应该多读政治学的入门书籍，搞通了什么是“体制”后才来辩论。

（七）刘子健和许多公正党人一样，一味认为只有成功改朝换代，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所以他认为“以行动党的现有体制特性（丘光耀按：此言不通），及国家的现有族裔政治的实况，说不好听，全国所有华裔选民都投给行动党，也无法改变巫统及回教党竞相回教化政策的前进”。我建议刘子健检视一下大马的政治发展史，从当年的社阵到今天的行动党，从未突破联盟及国阵的三分二霸权，但是因为在野党秉持多元民族和自由平等的理念，孜孜不倦地和反动的种族政治周旋到底，即使在每一届选举表现的方面皆差强人意，但是最终还是抵挡住巫统“同化政策”的洪流，撑起了今天多元社会的局面。可见只要有坚定的理念、稳实的立场、永不言弃的毅力，并且积极地匡正国家宏观的发展方向，尽量避免历史出现反动逆流，都是可以影响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命运。这就是行动党此时此刻发动“不要929运动”的目的，以竭尽全力阻止大马朝向回教国的具体做法。一句话，无需什么政治策略，堂堂正正地回到《1957年联邦宪法》，明明白白地让国人知道，就是我们的政治使命！

（八）行动党和公正党在“回教国”议题上的论争，不是“跟着主流媒体起舞”（主流媒体绝对是赞成“929宣布”），只希望透过彰显理性的政治辩论，提高选民的政治认识，遏制“回教国”的反动竞争，挽救国家的世俗宪政基础。我宁愿在坚持正确的道路上“把话说尽”，也不愿在反动的历史逆流中为自己党的“一己私利”留下什么后路。

（九）公正党对两线制有迷思。首先，只有在资产阶级法权充分完善的国度，朝野政党的竞争都愿意尊崇宪制基础的前提下，那么左右两股（或进步和保守阵营）势力的相互制衡及监督，才是两线制民主的真谛。然而在大马，当回教党作为封建神权的代表来挑战资本主义腐败霸权的势力时，两党的政治议程都是相互朝“政教合一”及“马来支配权”的反动方向竞争。我再度重申，我绝对不认为这种所谓的“反动两现制”会给民主、开放和进步带来什么实惠。所以，我主张行动党、公正党和人民党要看清这一点，走出大马世俗民主的“第三条路”，既监督巫统，也制衡回教党，这才是我们当下最迫切的民主任务。如果我们如公正党那般简单化地认为在野党就必须结盟，促成两现制来对付执政党，那么法国的社会党，也应该和右翼法西斯的勒庞结盟，以对付希拉克。英国的保守党也应该联合自由党、新芬党来对垒工党。德国的基民盟，也应该联合新纳粹和形形色色的共产党小宗派，来推翻社会民主党。请问刘子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