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素沁

当电子传媒和英巫文报章把不认同英文教数理的董教总丑化为沙文主义组织的时刻，突然间，媒体出现了一个被人们淡忘的前董总主席杜志昌，倒戈相向的大骂董教总。

杜志昌在声明中大力支持政府用英文教数理的政策，指董教总的单一语文政策造成华人社会出现“说华语的华人”和“说英语的华人”这两极化的“悲剧”。此外，也没忘嘲讽董教总的顾问沈慕羽在70年代与他一同会见前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时，因着不通晓英语而不能有效的与部长沟通的窘境。

杜志昌在董教总在英文教数理这课题上面对传媒的打压和新闻封锁的时刻，以所谓的个人身份，毫不留情的批判董教总，看来除了要混淆群众的视听之外，也予人欲借助传媒对董教总“落井下石”的印象。

杜氏的言论，与其说是“为了使国家和华人的前途不要再被人误导“，倒不如说他要乘这机会一泄当年他与董教总领导人之间数十年前的私人恩怨。令许多热爱华教的人士遗憾的是，杜氏身为前董总的主席，无论他与董教总领导人之间过去有多大的观点上的差异和恩怨，难道他对这组织没有丝毫的留念，以至他要乘董教总处于最弱的时刻加插一把刀吗？

看着电视新闻里所播出杜志昌对董教总那股气愤难填的模样，心想一个78岁的教育工作者，对于30多年前的恩怨，竟然还积怨在心头，数十年前的往事说起来还仿如昨日，实令人有点儿惊讶。

撇开董教总的教育路线不谈，杜志昌指华人社会出现“说华语的华人“和”说英语的华人“这两极化的“悲剧”，这指责正确吗？大马华社的确在着“说华语的华人”和“说英语的华人”，但是，这两组华人可有出现两极化的局面吗？无论是“说华语的华人”或是“说英语的华人“，大家还不是能够和谐相处、良好沟通，甚至还能够缔结美满姻缘，因此，这个“悲剧”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杜氏所指的“20世纪的下半个50年，大部分华校毕业生听不懂英文，也看不懂英文“，也很不正确。事实上，虽然华校生是在小学三年级才学习英文，而且大部分华小毕业生必须上一年的预备班才念中一，但是一般的华校毕业生的英文程度和英语的沟通能力却比许多马来同胞还强。因此，大马年轻一代的英文掌握能力低落，主要问题不是出现在董教总，而是出现在过于强调马来文教学的国家教育政策上。也因为如此，在我国面对全球化趋势的今天，为了提高马来学生的英文程度，政府才刻意的要以英文教数理来尝试借此提高国人的英文水平，以至出现今日的争议。

杜志昌的发难，令笔者想起国内许多在野党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所面对的被战友或前同志倒戈相向或跳槽的窘境。这情况往往是出现在某些党领袖或某个政党面对最严峻挑战和最脆弱的时刻，特别是在大选的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