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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4.1%的增长率，较2004年同期8.4%增长率降低超过半数，丹斯里洁蒂应解释她对2005年全年增长超过6%的乐观预测的依据
尽管今年第二季4.1%的增长率，较2004年同期8.4%增长率降低超过半数，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洁蒂应解释她对2005年全年增长超过6%的乐观预测的依据。第二季经济增长率的跌幅，相对于今年首季的5.8%、甚至去年同季8.5%，可说是非常严重。
相较于去年上半年的8.1%，2005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只达4.9%，国家银行总裁纯粹根据一厢情愿的希望，表示全年经济增长率将达6%，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经济领域实在太重要了，不容纯粹根据一厢情愿的想法治理。洁蒂应该清楚解释促使她相信我国经济将达致6%增长率的依据，以便鼓动投资者对我国经济表现的信心。
开采业1.6%的负成长，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前景是令人忧虑的。高油价带来的高石油出口收益，开采业没有理由非但没有扩张，反而萎缩。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是建筑业连续两年继续面对2%的负成长。除非政府采取步骤，不分土著与非土著，恢复建筑业。否则可能为时已晚，许多承包商也许已经破产。
实行依靠竞争、绩效和人尽其才政策的新马来西亚人议程，而非以重视拥有权、导致贪污的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新国家议程
民主行动党呼吁实行依靠竞争、绩效和人尽其才政策的新马来西亚人议程，而非以重视拥有权、导致贪污的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新国家议程。
马来西亚必须推动教育改革、人类资本发展及能力强化(capacity-building)的努力，以便培养具备相关能力，可以领导我国经济增长、朝向2020年先进国目标的马来西亚人。为此，马来西亚必须南韩、台湾、新加坡等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取经。
南韩人尽其才、善用潜能的政策警示马来西亚，恢复强调拥有权而非竞争与绩效的新经济政策，不是正途。相反的，马来西亚必须研究何以我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橡胶、锡矿、石油和棕油，却落后于没有同等优势的国家。
仔细研究上述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强调卓越和绩效的策略与政策是无可取代的。财富的平均分配是没错的。然而，错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分配机制，不单只牺牲技校和竞争，而且滋长贪污、裙带关系、不当行为和无效率.
部长或副部长的儿女及女婿获得分配数以百万计的股票即可见一斑。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最近掀起的入口准证（AP）争议显示，82家公司只获分1万2600张AP，而特选的20家公司却获得5万4600张AP。这是另一个舞弊与滥权的例子。要求土著30％的股权，只将使少数马来人从朋党主义及政府保护中受惠。有多少普通马来人拥有特别股票或AP？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受惠者是前沙巴首席部长拿督奥苏苏甘，他没好好利其财富，却在伦敦的赌馆博赌1亿6千万元及输了3100万元。马来西亚人对于这种通过令人质疑的方式积累财富的事例感到厌烦。
我们不应忘了这种土着股权基本上是由马来人垄断，沙巴、砂拉越土着及原住民皆被忽略。强调马来人议程，等于漠视了沙巴、砂拉越土着及原住民被边缘化及未拥有股权的事实。
另一个扭曲的现象，是印裔专业人士的比例，相对于人口比例是很高的，但却隐藏很多印裔贫民的事实。印裔的股权拥有权只有1.5%或32亿元。强调种族身份，导致政府忽视非土著低下层的困境，尤其是印裔社群更是全面被边缘化。忽视印裔贫民，造成对社会反感。这可从印裔较多涉及暴力和高犯罪率看出。
消灭贫穷的目标只是在消灭绝对贫穷方面成功。相对贫穷继续存在，这在城市地区尤其严重。《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机构报告书》指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东南亚国家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国家，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失败。《联合国人类发展机构报告书》指出，最富有的10％马来西亚人控制38.4％的经济收入，而最贫穷的10％则只掌握1.7％。
如果我们继续根据肤色，否决有能力的商人或学生应得的平等机会或者学额，不单无辜的年轻人受害，而且也损害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表现。政府必须理解，经济分配的有效性，需要竞争和绩效，以确保财富的创造和公平分配财富，而非单纯以股权为标准。
南韩是个针对分配的有效性，作出正确决定的例子。该国1966年的人均收入为150美元，比马来西亚的350美元少。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2003年韩国的12033美元人均收入，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的3880美元。
马来西亚从1966年比韩国多两倍，到目前韩国比马来西亚多出三倍。马来西亚不应再重蹈覆辙，恢复新经济政策，否则会落在泰国后头。
只要马来人继续转手脱售股票套取短期利润，就算新经济政策延长100年，马来人股权也不会达致30%
如此恶化中的经济表现，提醒我们唯有强调人尽其才的正确经济政策，才能确保经济发展。佐摩教授于2001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UNRISD)种族主义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引述马华公会副总会长拿督冯镇安博士的数据表示，
“如果衡量市值，而非发行价，外国和土著公司的股票比例将会大幅度增加，而华裔股值则会降低。根据包含截至1988年9月的资讯的《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年鉴》，按发行价计算，土著拥有29.4%股票，‘其他马来西亚人’拥有41.9%，及外国人拥有28.7%。然而，如果根据1989年3月1日的闭市市值，土著和外国人拥有的股值分别为34.5%及32.2%，‘其他马来西亚人’的股值则降至33.3%。”
显然的，根据市值而非发行值，马来人早已在挂牌公司拥有超过30%股权，达34.5%。不过，另一项研究显示，就算是根据发行值，土著股权还是早已达到30%的目标。
只要马来人继续转手脱售股票套取短期利润，就算新经济政策延长100年，马来人股权也不会达致30%。如果马来人继续持有股票、没有脱售套利，马来人股权早在1990年就达致30%的目标。按估计，40%的马来人优先股票遭脱售套利。
澳洲默铎大学的两位学者于2001年1月发表题为“港口私营化：马来西亚的一项个案”的论文，提出了数据证明。（“Privatisation
of Ports: A Malaysian Case Study”
by Associate Professor Malcolm Tull and Dr James Revely of Murdoch
University）,
“…
截至1995，私营化公司占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的22.1%市值。很多股票持有人趁机脱售股票套取短期利润。脱售巴生货柜终站及其他私营化公司的股票，导致土著股权的减少：1983至1990年间，在吉隆坡股市的土著股权从65%的缴足资本降至38%
。”
这项澳洲的研究显示富裕马来人持有的41%的私营化公司股票，已遭脱售。按照粗略的比例换算，1990年的19.3%马来股权只是政府分配的股票的约60%。换言之，马来人已经脱售12.9%股权。如果马来人持续拥有所有分配给他们的股票，那么马来人的股权就是32.2%。
与其大谈狭义的马来人议程，民主行动党呼吁提倡利惠和团结各族各宗教、营造和谐社会的马来西亚人议程，为全体马来西亚人追求社会正义，无论他们是贫穷的土著、贫穷的马来人、贫穷的华裔、贫穷的卡达山人、贫穷的伊班人、贫穷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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