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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是个由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共同行使决策权、进行政治治理的制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包容、参与式、负责任、透明和对人民的需求和期待积极反应。显然的，民主是唯一符合所有人身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政府制度
民主制度是个由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共同行使决策权、进行政治治理的制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包容、参与式、负责任、透明和对人民的需求和期待积极反应。显然的，民主是唯一符合所有人身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政府制度。
没有代表权就没有缴税的义务（There can be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既然人们缴纳门牌税，就应该有权决定或选举他们的代议士，代表他们决定如何运用缴纳的税捐。
民主精神的感召和40年的地方政府独裁治理带来的破坏驱使我们推动恢复第三张选票的运动。自从1965年3月1日，受委的地方政府一直是失败的模式。
扼杀地方民主的根本性错误，导致劣质的基本设施和服务、没有公信力和腐败的管理、无绩效及无效率的行政。下列事例说明了劣质的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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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质的垃圾和废物的收集与处理、剪草、沟渠和排水及美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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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施不足，如街灯不足导致攫夺案，及低劣的交通规划导致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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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提供适当的公共医药服务，如任由骨痛热症威胁2500万马来西亚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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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如提供托儿服务、药房和救护车，几乎完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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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制定过程阻止纳税人参与各种开支决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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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计划非但没有符合人们的社会经济需求，反而成了制造贪污的管道。
日前报章揭露江沙市议会在乎美化市景（5150万元）多于消除贫穷（150万元），只是受委的地方政府无数缺陷的最新例子。其他过分的行为包括受委市议员动用公款到外国旅游、购买昂贵的官服、及建设昂贵的厕所，如甲洞一间公厕耗资45万元。
已故拿督阿迪纳哈班1968年领导的皇家地方政府调查委员会的判断是正确的。地方政府必须由人民民选，否则不合格或者背景有问题的人将会被委任。现在连共产的中国和伊斯兰的沙地阿拉伯都举行村委或地方议会民主直选，我国再也没有理由拒绝地方民主制度。
我们可以选举首相（国会议员）和州务大臣（州议员）却不能选举市议员，并不符合逻辑。40年来，马来西亚人选举他们的地方代议士的自由和民主权利遭剥夺。是时候我们共同改正这个缺陷。
我们也反对巫统联邦直辖区联委会削减市长权力、确保市政府政策与（巫统）的政治策略协调的建议。吉隆坡市民不但没有“第三票”选举市议会议员，就连“第二票”州议会选举也被剥夺。我们呼吁全面在市政府层次恢复民主，民选市议会及市长，营造负责任和良好管理的吉隆坡。
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可以为民主、良好施政、负责任的财务、透明度等营造稳固的基础。让我们行使集体的民主力量，促进每一人的福祉，赋权人民掌握他们的生活和社群。
南韩人尽其才的政策警示马来西亚，恢复强调拥有权而非竞争与绩效的新经济政策，不是正途
民主行动党挑战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拿出政治勇气，推行教育改革、人类资本发展及能力强化(capacity-building)的努力，以便培养具备相关能力，可以领导我国经济增长、朝向2020年先进国目标的马来西亚人。为此，马来西亚必须南韩、台湾、新加坡等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取经。
南韩人尽其才、善用潜能的政策警示马来西亚，恢复强调拥有权而非竞争与绩效的新经济政策，不是正途。相反的，马来西亚必须研究何以我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橡胶、锡矿、石油和棕油，却落后于没有同等优势的国家。
仔细研究上述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强调卓越和绩效的策略与政策是无可取代的。财富的平均分配是没错的。然而，错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分配机制，不单只牺牲技校和竞争，而且滋长贪污、裙带关系、不当行为和无效率.
部长或副部长的儿女及女婿获得分配数以百万计的股票即可见一斑。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最近掀起的入口准证（AP）争议显示，82家公司只获分1万2600张AP，而特选的20家公司却获得5万4600张AP。这是另一个舞弊与滥权的例子。要求土著30％的股权，只将使少数马来人从朋党主义及政府保护中受惠。有多少普通马来人拥有特别股票或AP？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受惠者是前沙巴首席部长拿督奥苏苏甘，他没好好利其财富，却在伦敦的赌馆博赌1亿6千万元及输了3100万元。马来西亚人对于这种通过令人质疑的方式积累财富的事例感到厌烦。
我们不应忘了这种土着股权基本上是由马来人垄断，沙巴、砂拉越土着及原住民皆被忽略。强调马来人议程，等于漠视了沙巴、砂拉越土着及原住民被边缘化及未拥有股权的事实。
另一个扭曲的现象，是印裔专业人士的比例，相对于人口比例是很高的，但却隐藏很多印裔贫民的事实。印裔的股权拥有权只有1.5%或32亿元。强调种族身份，导致政府忽视非土著低下层的困境，尤其是印裔社群更是全面被边缘化。忽视印裔贫民，造成对社会反感。这可从印裔较多涉及暴力和高犯罪率看出。
消灭贫穷的目标只是在消灭绝对贫穷方面成功。相对贫穷继续存在，这在城市地区尤其严重。《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机构报告书》指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东南亚国家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国家，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失败。《联合国人类发展机构报告书》指出，最富有的10％马来西亚人控制38.4％的经济收入，而最贫穷的10％则只掌握1.7％。
如果我们继续根据肤色，否决有能力的商人或学生应得的平等机会或者学额，不单无辜的年轻人受害，而且也损害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表现。政府必须理解，经济分配的有效性，需要竞争和绩效，以确保财富的创造和公平分配财富，而非单纯以股权为标准。
南韩是个针对分配的有效性，作出正确决定的例子。该国1966年的人均收入为150美元，比马来西亚的350美元少。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2003年韩国的12033美元人均收入，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的3880美元。
马来西亚从1966年比韩国多两倍，到目前韩国比马来西亚多出三倍。马来西亚不应再重蹈覆辙，恢复新经济政策，否则会落在泰国后头。问题是，马华公会和黄家定是否敢于在内阁勇于为民发言争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