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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定没有反对延长新经济政策及反对以文明回教作为第9大马计划的指导原则，因为华裔经济谘询理事会与首相会面时只把焦点放在加强交货制度上。
马华总会长拿督黄家定没有反对延长新经济政策及反对以文明回教作为第9大马计划（9MP）的指导原则，因为华裔经济谘询理事会（CECC）与首相会面时只把焦点放在加强交货制度上。
这项历时两小时的会面已过了几天，华社依然未从要求加强交货制度来提升大马效率与竞争力上获得具体的利益。黄家定对经济的看法看来是本末倒置的。在落实计划时，交货制度固然重要，但关键处却是确保有正确的经济政策。
如果政策出问题，谈落实又有何用，因为无论如何的有效落实，经济利益依然有限。行动党难於置信的是，马华的经济学家，包括前经济教授如人力资源部长拿督冯镇安博士竟不了解，新经济政策及采用文明回教作为发展的架构，对经济健康是不利的。
行动党也对商联会丶华总及7大乡团盲目支持苜相，而没传达华社对9MP，尤其是差不多所有政府工程皆交给土着承包商的忧虑。
马青前署理团长陈思远及前马华总秘书拿督陈袓排博士已经把呈交备忘录之举视为宣传技俩，而不会有任何具体成果，因为9MP在今年3月31日提呈国会时，马华已经加以接纳。
如果没有黑白证明，马华如何能说会议带来成果？
黄家定驳斥他们的说法，指华社没有作出投诉，因此没提呈备忘录。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没有黑白证明，马华如何能说会议带来成果？
黄家定说，会议中没有人投诉，只有如何确保9MP顺畅落实的支持意见，这显示出出席者都不敢讲出真相。这对首相并不是好事，因为他曾不断地要人民向他讲真话。
黄家定及有关华团应向首相说明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造成我国在经济上落在韩国後头。在1966年（我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前），韩国的人均入息不超过150美元，而我国当时已有35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了2003年时，韩国旳人均入息大大的超越大马，韩国有1万2033美元，而大马只有3880美元。在1996年时，大马比韩国繁荣两倍，韩国目前却比大马繁荣3倍。
韩国的成功显然要归功於绩效制丶效率及竞争力，这才能将资源充份的发挥。反观大马落後给韩国，是新经济政策的固打制丶朋党资本主义丶保护制及庸才制打击生产力及发展所造成。
我们不是私营化，而是掠夺化。我们不讲绩，只讲固打。我们不需“知识”，只需“知人”。不求价值的缔造，只求贪污。我们没有良好施政，只有巫术。到底有多少普通土着拥有AP或挂牌公司的股票。
大马的贫富差距鸿沟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最富有的10％人控制了大马的38.4％财富，而最穷的10％只拥有1.7％。我们可以凭降低赤贫水平为荣，但我们也应对贫富不均率居东南亚国家之首而感到羞耻。
马华拒绝邀请董教总及其他3大华教组织，与担心及不肯定将提出的课题是否会引起首相不悦，以及马华有意控制整个与首相讨论议程有关？如果5大华教组织获得代表出席，行动党相信它们会对华教处境讲真话，如：
·推行学生交融团结计划；
·恢复华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及考试；
·妥善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改善国中华文教学环境；
·合理拨款予各源流学校；
·制定增建华小的制度与计划；
·协助华文独中的发展；及
·增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开放丶素质与数量。
黄家定指马华成立的CECC只管经济，不管政治是自欺欺人之举，因为马华是一个政党。此外，黄家定指5大华教机构被拒於CECC大门外因为教育与经济无关，是具误导性与短视的，因为在没有良好教育结构或基础下，长期及具潜力的经济扩展将受限制。黄家定显然不仅是错的，而且他未从支薪与未支薪的顾问取得良好的经济谘询。
黄家定在高谈提高竞争力的同时，竟也支持固打政策，即要平等机会，又要等朋党主义及贪污，要社会公平，却不要国油与人民分享石油利益。在公共服务持续在滥权及收费第一流，服务却第9流之下，如何会有第一流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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