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耗资14.2亿令吉的白蒲大道的特许经营权是1996至2030年，过路费从1令吉调高至1.60令吉，涨幅达60％。
• 耗资13亿令吉的沙亚南大道的特许经营权是1993至2024年，过路费从1.50令吉调高至2.20令吉，涨幅达46.7％。
• 耗资3.36亿令吉的蕉赖加影大道的特许经营权是1995至2026年，过路费调高30仙，涨幅达49.2至50％。
• 耗资5.68亿令吉的加叻大道的特许经营权是1994至2032年，过路费涨幅达20至25％。
• 耗资5.01亿令吉的牙直利大道的特许经营权是2000至2035年，过路费从1令吉调高至1.40令吉，涨幅达40％。

如果政府付还上述私营财团41.25亿令吉的所有建造费，以买回巴生谷的5条大道，在经济上岂非较为划算？

行动党建议政府付还41.25亿令吉的建造费，以买回巴生谷的5条大道，将能达致不必时常调高过路费的3赢方案，而非将错就错的，以避重就轻方式让大道调高收费。回购不仅能替政府节省数以十亿令吉计的津贴，避免大道经营者蒙受亏损，而且也降低消费人面对的不合理收费率。

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三美威鲁宣称，若非政府付出25.89亿令吉的赔款给有关财团，过路费从1月1日起将会更高。三美说，政府在过去6年里已经付出4亿7970万令吉的大道赔偿金，以津贴大道经营者，以免他们调高过路费。换言之，政府在2011至2013年要阻止下一次调高5条大道收费的话将总共付出30.69亿令吉。

由於政府很可能在未来的5至6年内付出更多的赔款，将这些特许经营权买回，会比在下一次调高收费期限到时付25.69亿令吉来得划算与可行。政府甚至还辩称，这种赔款是必要的，以免这些大道经营者破产来掩人耳目。

根据经济与金融上的常识，政府只需要以成本买回有关大道即可，它不仅可以令大道经营者不会破产，也替政府省下数以十亿令吉计的津贴，并确保收费较为合理及较佳服务。然而，像三美这种国阵领袖具有经济与金融上的常识吗？

既然三美及首相署给大道经营者如此优厚的赔偿，政府就不能推卸大道收费大涨的责任。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下，大道经营者必须冒亏损的风险。但在“大马能”的精神下，大道经营者的亏损由人民通过政府津贴去承担，赚的钱却全进了经营者的袋子。

为何人民在不能分享利润之下，却必须分担亏损？要从这种亳无风险及保证有钱赚的生意中成为巨富，不必天才或比尔盖茨都能做到。这证明国阵政府照顾大商团的利益，多过照顾2700万百姓的利益。

政府允许调高收费20至60％来送出新年红包给巴生谷5条大道的经营者，却不调高工人薪酬，是大道强盗行为，暴露出朋党资本主义及社会经济不公已到了极点

行动当认为，政府允许调高收费20至60％来送出新年红包给巴生谷5条大道的经营者，却不调高工人薪酬，是大道强盗行为，暴露出国阵的朋党资本主义及社会经济不公已到了极点。有关财团显然将从调高後的收费中赚取暴利，而打工阶级，包括公务员的经济负担将会百上加斤。

有关公司赚取巨额盈利的同时，还获得调高过路费，并让它们的董事们领取丰厚的薪酬，天理何在？朋党资本主义在商人凭着与政府领袖的特殊关系取得政府合约或利益，而非由自由市场丶法治丶绩效与公开竞争决定诞生。政府此举显然是送新年红包给大道经营者，送新年恶梦给消费人。

朋党资本主义制造贫富不均，以至迅速的经济发展成果未获得全民共享，而被一小撮政治朋党通过政商联系加以撄夺。我国贫富鸿沟日益恶化。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不断地把大马列为东南亚贫富鸿沟最大的国家，但一直都被国阵所漠视。第9大马计划显示，低层40％人口的财富分享从在1990年的40％下降至2004年的13.5％，而顶层20％人口的富财分享，从1990年的50％上升至2004年的51.2％。

社会不公造成国家的财富被一小撮人及政府政策所垄断，目前就是让这些朋党致富。因此，大道经营者获得高达60％的路费涨幅，而政府却同时说，公务员及工人的薪金不得调高，同时也不让小贩及小商人随油价丶电费丶水费丶地税及门牌税的上涨而调高价格。

这种“赚是我的丶亏你承担”私营化弊端必须停止。国阵又再违背照顾人民利益丶共同分担困难与减少经济负担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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