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大马计划是一列让巫统王子饱赚2千200亿令吉的“快速致富列车”，或是惊醒梦中人2020年宏愿如今早已“脱轨”，难以实现全面先进国地位或是9大战略的目标。

上个星期五，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在国会提呈第九大马计划的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却下挫，显示国人对这个计划的反应各异。

从以下的两种反应，或许足以应证民间两极化的心情反射。

其一，一家报章在周六刊登的评论，指第九大马计划是一份让阿都拉巴达威，落实其在过去30个月来，无法履行的改革承诺与计划的历史性文件。

这则评论形容第九大马计划“不只是为未来5年拟定，而是为将来数十年起草的大蓝图”，并宣称首相“开始推展足以惠及未来数个世代的改革计划”。

然而，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无法感受或分享第九大马计划所带来的改革热忱。虽然媒体充斥很多天花乱坠式的宣传报道，但若问起人民有关第九大马计划，跟过去的第八大马计划或第七大马计划有何分别，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时，我不认为许多人的心中都会有所答案。

许多马来西亚人一直期望首相通过第九大马计划，落实其改革承诺与计划。他们认为这是首相显示其政治决心及意愿的最后机会，以“履行承诺”领导一个廉洁、绝不贪污、具公信力、透明度、值得信任、有效率及专业的政府，进而催生一个团结、公正、进步及繁荣的国家。不过，他们却无法在隧道的尽头，看见任何一丝曙光。一位原本对首相有甚高期望，并希望我国能够应对全球化时代各种挑战的爱国平民，通过电邮表达其失望及沮丧的心情：

“我们为马来西亚始终向命运低头，愿意继续作为一个平庸的国家而哭泣。

“在第九大马计划下，政府拨款2千亿令吉以推动发展，然而这似乎无法带动国家，在2020年催生马来西亚国族。整个原因如下：

“阿都拉接纳挥舞马来西亚短剑的巫青劝告，将新经济政策延长至2020年，这是极为不幸的事情。毕竟，新经济政策将拖低我国的经济（若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日本相较），以致我们的经济增长平庸无奇。

“加上贪污的文化、平庸的民主、平庸的透明度、平庸的新闻自由、平庸的法治、平庸的宗教自由、平庸的国民团结等，让第九大马计划的落实过程更添困难。

“电影的主题曲‘我为阿根廷而哭’，唱出了阿根廷人民难过及痛苦的心情，而其心酸的歌声一直在耳际回响，让全世界的人都难够感受得到。

“新经济政策就是拴在所有国人颈项上的磨石。我们必须为马来西亚哭泣，只因为我们一直深受平庸的文化、贪污的文化、平庸民主的文化及平庸的经济所困扰。”

撰写上述题为“从短期利益至长期财富”的评论作者，就是阿都拉“厨房内阁”的主要成员，即其女婿兼巫青团副团长凯利，而发电邮者就是现年81岁高龄的马来西亚政治家、5届国会议员兼民主行动党创党主席曾敏兴医生。

国会若要作为全民发言的平台，就必须让不同的意见与反应，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声音，针对第九大马计划畅所欲言。国阵绝不能因为掌控多达92％的国会议席，而拒绝让持以不同意见者表达他们的看法。

事实上，我坚信有机会听到国阵及巫统的国会议员，针对凯利撰写的评论文章，特别是针对他所指第九大马计划“与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完全割绝开来”，标志着“旧思维及经济官僚体系的策略”，以及“构筑早期新经济主义式特定计划的食利资本主义”正式完结，而发表他们不同的看法。

在凯利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相信其他人亦会深感好奇。凯利说：“通过最近几年的财政节制，政府形同设立了一个作战基金，以进一步实现其各种构想。”何谓这种“作战基金”？这是为政府、巫统或特定的巫统领袖而设？我们是否要像过去一样，以致政府在扩大巫统的政治利益，或是保护巫统特定领袖的企业或个人利益时，将国家、政党及个人的利益混为一谈，而没有视之为不同的个体。

首相在上周五提呈第九大马计划时，在演词中提到2020年宏愿。他说：

“我们没有时间再认输了。现在距离2020年，只剩下15年而已。这段时间必须是我们最有生产力，也是我们的黄金15年，确保我们能够在2020年傲视群雄，并宣示我们实现2020年的宏愿。”（第9段）

“马来西亚人民希望看到政府有政治意愿及决心去落实这个计划，作为我们实现国民使命感，以及最终实现2020年宏愿的第一步。”（第96段）

“第九大马计划让我们可以确实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辩识弱点并让我们在正轨继续前进，以便在2020年实现先进国的梦想。这个国民使命提出长期的规划；让我们都有更好的表现，并从建国进程所采取的各项努力，加强整个计划的实效。”（第107段）

我完全同意这几点。若要实现2020年宏愿，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再认输了。当政府提出第九大马计划及国民使命感时，恰好设立具争议性告示板的马大校长拿督哈欣耶谷教授任期届满，导致马大校长的职位暂时悬空。这将是政府首个立即要面对的考验，即委任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学术人员为马大校长，以证明其是否具有政治意愿及决心“履行承诺”，以实现第九大马计划及长达15年的国民使命感（2006至2020年），进而塑造一流的思维并催生卓越的国民及机构建制。

《新海峡时报》在星期四的报道指出，国家学术鉴定局总执行长兼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主席拿督莎丽花博士“将在本周出任第一位女性的大学校长而缔造历史”。随着马大副校长拿督拉扎里阿古斯暂时出任马大代校长一个月，以让高等教育部决定新的校长人选，证明有关的报道并不属实。

《星报》的报道指有3位女性，包括莎丽花博士、高等教育局（管理）副总监玛哈妮再纳阿比丁教授及金融界领导国际中心执行主任拿督拉菲雅沙林，都是出任马大校长的可能人选。

委任女性出任国立大学校长的职位，有助于突破女性在职场任职的框限。对两性平等而言亦是重大突破。不过，委任适当的人选出任马大校长，远比突破女性任职的瓶颈，远远来得更重要。这也足以证明政府是否有政治意愿及决心，落实首相在上周五所宣布的第九大马计划及国民使命感。

阿都拉曾经说“国家最珍贵的资产就是其人民”，并形容“人力资本的发展、提升思维及国家的知识能力”，乃是落实第九大马计划其中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他说：“如果我们要发展知识经济，如果我们要成为先进国家，并维持先进国的地位，人力资本的发展乃是首要的条件。在全球化之下，具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绝对是必要的，根本就不可能是奢求品。”

这些话说得没错，但是现在应是“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到底高等教育部长慕斯达化准备成立一个独立的遴选委员会，以委任具世界水平的学术人员，不管是马来人或非马来人，也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为新任的马大校长，以明确无误地反映政府有政治意愿及决心，根据第九大马计划“履行承诺”以塑造一流的思维，恢复马大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之间的排名，并作为备受国际崇敬的大学之一。

有鉴于此，我对首相演词不够坦白之处，一再宣称马来西亚正朝着实现2020宏愿之路前进，感到非常惊讶。事实上，他应该比任何人更清楚马来西亚，如今早已脱离实现全面先进国目标的正轨，除非我们有意效仿雪兰莪州政府，自称是首个实现先进州目标的州属。事实上，根据2006年各州的发展综合指数，雪州的排名是落在吉隆坡、槟城及马六甲之后，而今更糟透的是，竟然还为巴生谷人民提供水质严重受到污染的自来水。

前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是在1991年2月28日，为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首次会议发表“马来西亚：迈向前路”演词时，提出要在30年内实现先进国目标的2020年宏愿。当时，马哈迪提到要实现2020年宏愿，我国的经济必须在30年内，每年平均增长约7％，并在1990至2020年间每隔10年，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倍，而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比1990年的数据增长8倍。

根据第三经济展望纲领（OPP3），虽然1997年发生的区域性金融风暴，让我国的经济连续两年挫跌，但马来西亚仍然可以在2020年实现先进国的目标。在实现2020年宏愿的第2个10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每年7.5％；在第二经济展望纲领（OPP2）推行期望，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为每年7％。

阿都拉指出，我国在1991至2005年的过去15年间，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为6.2％，并期望在第九大马计划在未来5年的推行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维持在6％的水平。

为了要实现2020年宏愿，并让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增加一倍，以及在2020年时较1991年增长8位，马来西亚就必需在2011至2020年的第3个10年间，推动经济每年平均以11.8％增长。然而，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不管是在经济增长的目标方面，或是其所列下的9大战略挑战及目标，2020年宏愿显然距离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

我不打算列举敦马哈迪已经讲过的“九大重要策略挑战”。（敦马哈迪提出，如果马来西亚要成为一个全面先进的国家，一个团结的国家，那么马来西亚必须是一个具备自信心的国家、一个拥有坚固道德观的国家、一个自由民主和容忍的国家、一个具有爱心、经济公平和公正的国家、一个进步和繁荣的国家以及一个全面拥有高度竞争能力、有活力和强稳经济的国家。）

我们可以根据这九大策略挑战作个案分析。通过每个个案分析，我们可得出褒贬。至于在每项个案分析中，我们到底已经向前迈进，还是已经往后倒退，这是具争议性的。

这可以从以下事件中得到充分的理解：

第一、独立民调最近所进行的族群关系民调发现：

• 虽然90巴仙受访者表示他们以大马人为荣，但只有45巴仙认为他们是大马人优先。
• 42巴仙表示他们以各自族群为先。另有12巴仙表示同时视他们为各自族群成员和大马人为先。
• 负面的族群刻板印象还存在。受访者当中，55巴仙的马来人、63巴仙的华人以及43巴仙的印度人赞成“一般上大多数马来人都是懒惰的”。
• 71巴仙的马来人、60巴仙的华人以及47巴仙的印度人赞成 “一般上大多数华人都是贪婪的。64巴仙的马来人、58巴仙的华人以及20巴仙的印度人赞成“一般上大多数印度人是不可靠的”。

第二，首相在提呈第九大马计划的演讲词时表示“族群两极化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会里”上普遍存在。这确定了邱家金教授的言论（邱家金教授被谕为“国家原则的重要推手”），即“马来西亚人民的族群关系正处于四十年以来最脆弱的时刻”。谈到族群两极化，首相遗漏最重要的领域，即公共服务。

第三，对非穆斯林大马人民的宗教、族群和文化权利和风俗习惯的尊重和发挥空间逐渐收缩。这可从慕迪事件以及所引发的宪法121（1A）的争议、全国总警长谕令非穆斯林女警员在重要场合佩戴头巾（很不幸的，首相支持总警长的指令），以及最近发生的格拉那再也巫青团提呈最后通牒予格拉那再也区国会议员卢诚国，因为卢诚国在国会提出无法给予下一代正确历史观的“不平衡”历史教科书（即各族先贤在建国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贡献）、新的宗教祈祷指南以及非穆斯林关于起到场所所面对的困境。

让我全力支持卢诚国在国会勇于为大马人民发言，以及支持其提出的各项议题之。合理性。我呼吁所有国阵议员，尤其是国阵的国会议员谴责格拉那再也巫青团的最后通牒，因为这不只是要阻止一名国会议员在国会发言的权利，并且还蓄意重演99年大选后的威吓大选诉求事件（巫青团当时恫言要火烧雪华堂）。

当我阅读第九大马计划时，我感到担忧，因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对这个现实的尊重已经下滑至严重地步。Islam Hadhari已经提升成为国家全面和普世的发展架构。（第15页）

我并不反对Islam Hadhari，我也不反对首相推崇的Islam Hadhari十大原则。（这是大原则是对上苍的信仰、公正和可信赖的政府、自由的人民、追求和掌握知识的热诚、平衡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素质的生活予人民、保护少数族群和妇女的权益、道德和文化廉正、环境保护和强大的防卫能力）

但是，一旦Islam Hadhari成为政府为所有国民（不管是什么宗教信仰，而且也不只限于穆斯林）的指导原则，那么这就触及民主施政的重要原则。

第一、这违反国家原则的第一条“信奉上苍”。国家原则的第一条“信奉上苍”表示对大马多元宗教特征的尊重和推崇。它也是对1957年独立宪法的社会契约的准重和推崇，即虽然伊斯兰是官方宗教，但是马来西亚不是回教国。

第二、如果Islam Hadhari影响马来西亚非穆斯林的生活，那么他们可否参与制定Islam Hadhari十大原则的定制、发展和修改？

第三、Islam Hadhari成为政府为所有国民（不管是什么宗教信仰，而且也不只限于穆斯林）的指导原则。内阁成员，尤其是非穆斯林内阁成员，是否已经全面讨论、辩论和核准，并给予全力支持？

格（一）为Islam Hadhari提供以下的解释：

“Islam Hadhari不是新的宗教。它也不是新的教导或流派。Islam Hadhari是根据缔造伊斯兰文明的古兰经和圣训，尝试把人民带回至基本和原本原则的一项努力。”

首相在周五的演讲中总结表示，希望能够创造“一个金碧辉煌的文明赢取世界的尊敬”。

到底大马人民要建设的是一个伊斯兰文明还是一个容纳各文化、宗教和文明精髓的马来西亚人文明？

在过去四载（即从1966年至2005年）的八个五年发展计划，可以观察到当局小心翼翼维护马来西亚多元宗教的特征。

虽然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于2001年9月29日当方面、虚假和不符合宪法地通过929宣言宣布“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马来西亚依然不是回教国，而是一个以伊斯兰作为官方宗教的世俗国。这已经在1957年“社会契约”和独立宪法中清楚阐明，并且已经获得前三名首相的确认。

各项国家发展政策和文件应该遵循1957年社会契约和独立宪法的精神，即马来西亚依然不是回教国，而是一个以伊斯兰作为官方宗教的世俗国，正如在之前发展计划中所阐明，例如第七大马计划，1996年至2000年：

第1.04段：要维持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和谐是重要的。轻精神发展而重物质发展，或者是宗教过渡狂热都会伤害大马的社会发展。伊斯兰的普世价值观和可在其它宗教得到相同价值观，如可信赖、中庸、负责任、诚恳、勤勉、肯付出以及守纪律是国家迈向和平与繁荣的重点。勇于在知识上求进步，尤其是科学知识，而且这也是另一个伊斯兰关注的层面，对国家未来的积极发展是重要的

恢复及延长进行20年的新经济政策至50年将恢复土著与非土著之间，以及富有和贫穷土著之间令人悲哀的分化。

在延续新经济政策，并把之从20年延长至50年的当儿，国家使命也将恢复土著与非土著之间，以及富有和贫穷土著之间令人悲哀的分化。

恢复新经济政策是巫青团领袖，拿督希山慕丁和其署理团长凯利于去年7月巫青团大会的呼吁。他们呼吁马来人议程能够列入第九大马计划，以及成为在接下来的15年的新国家议程，直至2020年宏愿。

凯里要的是一个马来人议程，包含土地、房屋、生意摊位和知识产权的拥有权，并在2020年达至30巴仙土著拥有权的目标。

在星期五第9大马计划提出时，我们看到巫青团的马来人议程被容纳为一个15年的国家使命。这也显示出虽然经过35年的社会策划与经济重组，马来西亚人所梦想的公正与平等社会仍然是十分模糊与朦胧的。  

当巫青团在2005年7月呼吁恢复新经济政策后，马华与民政党无论是中央或是青年团的领袖，都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与反对。但是该些批评与反对在凯里召开国阵青年团特别会议后十分容易地被消除掉。在两个小时的会议过后，凯里宣布国阵青年团成员党，包括马华与民政，都给予巫青团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呼吁支持，作为“新马来西亚人议程”。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马华或民政的领袖，无论是在中央或是青年团，针对立场的突然改变作出解释――让人想起他们在2001年9月29日敦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为一个回教国后所给予的支持，虽然他们在之前都认同马来西亚是一个以回教作为国教的世俗国，但绝不是一个回教国的立场！

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一环已经被忽略和遗忘了，虽然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以及重组大马社会以消除种族在就业或地区上的区分，但是新经济政策在从1970年颁布第一天的最主要目标却是是要达至国民团结。

这意味着衡量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准绳就是它对于达至国民团结主要目标中的成败，这也是讨论是否应该恢复新经济政策舆论中所必须采取标准。

当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颁布时，它原是一个20年的计划。在巫青团提出从2006至2020年长达15年期间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建议获得第9大马计划以及15年使命接纳后，20年的新经济政策将会成为一个50年的计划。 

20年的新经济政策在达至其国民团结主要目标上已经是失败了，不然国家就不必在1957年独立46年后提出国民服务计划，以及49年后的今天提出恢复新经济政策或实施新经济政策第2代。

在提出达至土著在企业机构30巴仙股权的时候，巫青团、第9大马计划以及国家使命都没有触及以下两点：

• 新经济政策中土著30巴仙企业股权拥有权是其中一项目标，不是为一的目标，主要目的是要达至国民团结；以及
• 如果我们将土著公司控制的股权加在计算范围之内，以及马来人没有售卖股权拥有权的土著固打换取快速的财富，该项30巴仙股权拥有权的目标其实已经在1990年20年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后达至。

没有达至土著30巴仙股权拥有权的目标以及土著只掌握18.9巴仙企业股权的说法，是十分令人质疑的。

新经济政策在股权拥有权方面的目标有十分多的误解。

在1970年，股权拥有权的初期计算方式是根据所有有限公司，包括公共与私人有限公司的股权平均价值、分配与各种族来计算。所以，当时的股权总数是以令吉计算。

这项计算没有考虑到产业价值，也就是财富的正确衡量方式。价值同等是理念性的，将由小型家庭所拥有生意的一个股权等同于富有上市公司的一个股权。这项计算低估了富有公司的财富，并高估了私人公司的股权价值。股权价值同等的总数也是低估了企业机构所拥有的企业产业或净价值。

同样的计算方式自1970年就不断地获得采纳。根据第9大马计划（16.6），2004年的股权总价值是5298亿令吉，其中土著拥有18.9巴仙、非土著拥有40.6巴仙、外国人拥有32.5巴仙以及公司拥有8巴仙。

许多观察家表示公司拥有（Nominee companies）所拥有的股权应该被列入市土著股权。如此类推，土著股权拥有率应该是26.9巴仙，这是接近新经济政策的30巴仙目标。这些观察家表示大多数Nominee companies都是土著所拥有的公司。因此， 18.9巴仙的股权显然是低估了土著所拥有的真正股权。有关方面显然是因为一些原因这么做。

5298亿令吉的价值总数代表着公共与私人有限公司股权的同等价值。直至上周五为止，1025家吉隆玻股市上市公司的市场资金是7329亿令吉，超过以价值同等计算方式、包括上市与非上市公司股权资金总数高达2031亿令吉。

这很明显地是矛盾的。没有任何资料显示7329亿令吉资金价值的种族分配。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评论道全部上市公司都已经经过重组，至少有30巴仙的土著股权。

必须提及的一点是上市的首要条件就是公司重组。根据这个基础，臆测30巴仙的上市公司资金价值是由土著所拥有是没有不对的。这样，土著的股权拥有权甚至已经超越了新经济政策的目标。

拥有权是一个控制性的体积。在控制权方面，虽然是少数股权持有者，土著与土著控制单位很有可能掌控超过30巴仙的企业财富。根据这个基础，第9大马计划所给予的数据是居争论性以及不规则。

在土著掌控的企业价值方面，数据从1970年的4亿4700万令吉或2.4巴仙提升到2005年的1千亿令吉 或18.9%巴仙，虽然大部分的股权仍然保留在政府相关公司手中。

如果马来人为了得到短期的利益而继续售卖手中的股权，马来股权拥有权将永远不能达至30巴仙，就算新经济政策延长超过2020年。如果马来人掌握住本身的股权，而不是售卖，马来股权拥有权早应在1990年就已经达至30%巴仙。估计40巴仙的马来优先股权已经被变卖取利。

资料显示出这是有根据的，在2001年1月慕特大学马尔康副教授以及占士博士的 “私营化：马来西亚案例”的学术研究书显示：

"... 直至1995年，私营化公司在吉隆玻股市中占有22.1巴仙的市场资金。许多股权拥有者都借着机会售卖股权换取短期利益。Klang Container Terminal 和其他私营化公司的股权售卖已经使到土著股权拥有权下降：在1983年与1990年期间从吉隆玻股市总资金的65巴仙跌至38巴仙。"

这项澳州的研究显示私营化公司差不多41巴仙由富有马来人所掌控的股权被变卖。这样的推断将意味着1990年马来人股权的19.3巴仙只代表政府给予股权的60巴仙。这也就是说马来人售卖了12.9巴仙的股权。如果马来人掌握获得的每一个股权，他们将有32.2巴仙的股权，超越1990年的30巴仙目标。

很明显地，私人土著企业股权的下降并不一定代表着他们掌握的财富会比非土著来得少。

政府的数据也是居争论性的，因为如果加上被承认为土著私人机构投资的政府关联公司，将会使到土著股权拥有权上升并超出18.9巴仙。

其实，前资深财政部官员拉蒙纳瓦拉南曾经表示最近的研究显示土著在企业机构已经掌控其中的50巴仙（星报，2005年11月6日）。德伦博士在1990年出版有关政治家与政党（包括问题）企业拥有权的研究显示，他们利用任命公司掩盖他们的拥有权，以避开公众的监审。

在新上市股权公开投票的时候，土著得到双重的股权利益。这意味着土著最后将获得超过30巴仙的股权。大部分的这些土著保留股权被立刻售卖以得到快速利益，而这些公司如果要参与任何较后的企业运作或政府关联计划，管理层就必须重新提升土著的股权拥有。

土著售卖股权不断地造成土著股权拥有权下降。政府的数据是否有提及这重要的“泄漏”？

一项调查显示该提供优惠和特权给土著（不管事他们的收入和所拥有的产业）的系统已经失败。这项系统轻易遭人滥用，尤其是受教育和中伤阶级的土著是IPO的主要接受者。

随着政府的财富分配政策着重于中上阶层的土著，政府在使用这个管道帮忙弱势土著的用意已经失败，造成土著之间的贫富鸿沟日渐扩大。

这种以种族为本的经济政策不能帮忙社会中的弱势族群（中产至低下阶层的土著和非土著）参与经济发展和活动。

公平的财富分配制能够实现，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一项收入和产业测验，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这种机制以实行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府提供优惠予弱势族群参与国家经济。

如果政府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宏观的各组群财富分配景象，那么政府应该采用一个比通过公共买卖股权资本分配的更好方式。

当许多调查显示政府无法通过新经济政策打造一个在经济上能够永续生存和自立的土著工商社群之际，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呼声再次出现。

因此，虽然凯利写道，恢复新经济政策将不会重蹈覆辙，谁会相信他，尤其是他已经被谕为是新经济政策恢复后最大的受惠者。

这就是为何要问：到底2千2百亿令吉的第九大马计划是否是用来栽培新一代的巫统王子，还是它已经是一个警号，表示我国在实现2020年宏愿之际，已经拐离原有的轨道，不管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地位，还是要实现2020年宏愿的九大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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