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中央政府正视职场性骚扰，正逐渐成为耳熟能详的社会问题，并呼吁国会立法，以通过法律来建立全面的处理机制，减少职场性骚扰的发生。
我是在日前于一宗劳资诉讼官司中，成功替一位因性骚扰指控而被辞退的部门主管打赢官司后，有感于我国在职场性骚扰防治方面出现立法空白，而做出相关呼吁。
在该案件中，当事人因被三位女下属指控在工作场合，借职权之便向她们实施性骚扰，而被雇主单方面辞退。惟工业法庭主席费德力尼古拉斯（Fredrick Indran X.A. Nicholas）最终以雇主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只是单凭女职员的口头投诉就将该主管辞退，根本无法证明本身的解雇行为合理，因此宣判该主管胜诉，并下令雇主对当事人作出高达十二万又五百四十零吉的赔偿。
作为当事人代表律师，我认为，由于缺乏针对性骚扰的个别立法，性骚扰根本没有明确的定义，而现今法律也没有强制所有雇主设立处理机制，尤其是完善的鉴定制度。因此当出现性骚扰指控时，往往出现口说无凭的情况，这不仅对受害者不利，也会让被指控者可能面对身败名裂的危机。
虽然政府曾经在90年代制定一份防范职场性骚扰的准则，这份准则最终只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性的文件，根本无法有效强制所有雇主设立内部处理机制，以协助保障员工的权益；此外，该准则也无法有效唤醒员工对于自身权益的意识，导致许多员工在面对性骚扰情况时，常陷入求助无门的情况。
即使政府稍后在2012年修订了1955年劳工法令(Employment Act 1955)，将第19A条文纳入该法令中，为雇主提供设立调查性骚扰机制时所依据的准则，可是，在缺乏相关全面强制雇主法律的情况下，职场性骚扰又如何被根治呢？
虽然受害者可援引刑事法典（Penal Code）第509条文采取法律行动，惟在该条文下被提控者的定罪率不高，由此可见，我国现有法律在保护劳工免受性骚扰是远远的不足。
雇主有责任防止性骚扰，给员工尤其是女性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由于我国劳工权益意识普遍不强，惟有通过完善的立法，强制国内所有雇主建立内部处理机制，依据法律采取妥善的措施来处理性骚扰指控，才能保护员工人身权利不受侵害。
“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明文规定，来震慑性骚扰者，如此才能防治职场性骚扰问题。”
| 民主行动党全国劳工局主任兼霹雳宋溪区州议员西华尼申 于2014年1月6日（星期一）在美罗所发表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