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我的妻子遭到逮捕。震惊之余，这是我们一家必须共同承担的新挑战。
我在1986年至2008年的在野身份，使得我的家人蒙受煎熬。当我在1987年被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1998年为被强奸的未成年马来少女伸张正义而被拘于加影监狱，他们遭受了其他家庭所不会面对的剥夺和压力。
不幸的是，即便我在2008年胜选后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一职，他们仍然遭受到痛苦。在2011年，我15岁的儿子遭到巫统青年领袖旺莫哈末阿兹里（也称Papagamo）的猛烈攻击，指责我儿子在其槟城学校非礼女同学。
在如此稚龄就需面对国阵媒体机器的谎言和指责，看着他所遭受的痛苦，我对自己无法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好好保护他而感到无助。尽管“所谓的受害者”、校长、和槟州教育局皆否认有此事，但警方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对付Papagamo散播这种卑鄙谎言的恶行。
今年3月初，Papagamo再次散布假新闻，指称我的儿子因试图走私200万令吉，在新加坡国际机场被捕，而我则飞去新加坡解救他。总警长随后驳斥了这假新闻，指出新加坡并没有进行这项逮捕行动，而我也没有前往新加坡。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上周在国会以书面回答我的提问，指警方已援引刑事法典第505条文（蓄意导致公众恐慌和破坏公众安宁），以及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开档调查此事。
他答复：“警方已在5月13日将有关的调查报告提呈给总检察署。”。不过，总检察署在过去3个月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提控Papagamo。
相反的，当局在2020年8月7日为我妻子周玉清录供并逮捕她后，仅需4天，就将在8月11日被控洗黑钱。她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被控洗黑钱，作为一名律师，她的收入来自律师费。
我为自己未能保护好孩子而感到无助。如今，我未能保护好我的妻子，这份无助感更是沉重。
我想告诉我的政敌：“随便你们要如何针对我，但不要牵涉到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