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峇吉里国会议员，我在国会2026年财政预算案（妇女部）委员会阶段辩论中，再次严正提出有关 社区复康中心（PDK）职员待遇过低、制度混乱、政府责任不明确 的长期问题。社区复康中心（PDK）是我国特殊人士(OKU)社群支持体系最前线的机构，但负责照顾特殊学生的职员，却持续在制度与待遇上被忽略。
首先，我指出，目前社区复康中心的“职员”仍被政府定义为志愿者，只能领取“津贴”而非薪资，普通职员的津贴只有1,200令吉，而管理员的津贴也仅有1,500令吉，他们的收入低于全国最低薪金。
政府说他们领取的是“津贴”，而非薪资，然而他们得被缴付公积金和社险。他们做的不是一般的志愿服务，他们得负责教学、训练、复康、家访、与医院和社区福利局协调，是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却只能领最低水平的津贴。因此，我呼吁政府至少提供最低薪金标准给予这些职员，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
其次，社区复康中心的职员与学员比例（1:5）在2023年后被重新计定义，将之前没纳入该比例的“管理者”也纳入同一比例内，导致管理员不仅要负责行政与管理，还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工作负担倍增，却没有任何额外补助。这种安排既不合理，也削弱社区复康中心行政运作和服务特殊人士的质量。
此外，近年来，政府的目标似乎把社区康复中心“社团化”，政府仅协助一部分经费，而要求它们自己筹款、自己解决经费的问题，然而这部分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势。我国特殊儿童不断增加，对早期干预与复康训练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是国家的社会责任，不能交由社区或非政府组织各自为政，也不能让社区康复中线因为“经费不足”而影响服务质量。
因此，我呼吁政府重新考虑让社区康复中心，回到制度化的政府机制下（nationalise），由政府提供固定拨款、制度化管理、统一培训与标准，并给予职员合理待遇与保障。社区康复中心必须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由政府全力支撑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依赖“非政府组织”筹款来维持运作。